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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炬,威亭整体家居连锁机构总经理,设计总监,中华易学研究院常务理事,华侨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香港理工大学硕士。MSN:zevzhong@hotmail.com。 QQ:22838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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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不合时宜  

2010-04-15 18:56:00|  分类: 地产财经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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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准备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而国务院也在加快研究制定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笔者以为,现在并不是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的时机。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征收特别房产消费税短期对抑制房价的作用不明显,长期反而会抬高房价

现在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和容量与日俱增,社会对住宅的需求也处于上升阶段,加之地方政府高度垄断土地的局面短期内甚至永远也不会改变,求大于供的局面将持续到城市化进程的尾声,这种情况下,税赋归宿显然会以房价继续高企的形式转嫁到最终的购房者身上。

 

二、现在的存量商品房相对于城市化进程而言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应以消费带动供给

现在的存量商品房是否过剩呢?目前没有这样一个统计数据,就是现存的商品房当中,有多少是投资或者投机的,多少是自住的?但是从城市化的程度来看,尽管目前城市化率达到46.6%,城镇人口按统计口径算已达6.22亿人,但其中还有大约1.67亿为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他门是“被城市化”了。未来10-15年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将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大约3亿人需要进入城市居住,未来城镇的住房不是过剩而是短缺。投机者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其手中囤积的存货并不能把过剩改变成短缺。其实投资者手中就是多几套住房也没有问题,因为有消费就能带来新的供给,而且这些被囤积的存货迟早也要进入市场,而不会以空置的形式终其一生,届时还是增加供给,供给多了房价就会受到抑制,而操作供给的控制权和主动权就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就看政府愿不愿意使用和如何使用。

 

三、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增加土地的供给和各种保障房的供应

围绕住房和房价所产生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追求GDP利益的同时并没有把保障责任也同等地负担起来。市场可以解决效率的问题,却不能避免贫富不均。幻想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无异于水中捞月。政府对保障房的投入,目前大概只占卖地收入的5%左右,如果能达到30%或者更高,房价就不会高速上涨。只要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并对中间的“夹心阶层”予以适当的扶持,住房问题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将会大大缓和。

 

四、中国经济的整体问题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消费不足

十年前提出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直至今天尚未得到解决,说明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通过旗下的国有企业过多地占用了社会的资源,同时又利用其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市场,这种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做法,使得国有利益集团和官商结盟利益集团大行其道,占用大量社会资源之余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率。反之,解决我国城镇70%以上就业人口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得不到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应有的发展机遇,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经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断增大,消费不足的问题一直因此而无法改善,政府只好通过强劲的投资来维持就业。中国的GDP为什么一定不能低于8%?就是由于国有企业凭借行政垄断力量而非效率取得市场优势和巨额利润。城市化的超常规的高速发展就成为政府的必然之选,大量需求的建设资金吞噬了其他方面的投入,使得政府在处理诸如环境、教育、医疗、社保以及住房保障问题时捉襟见肘。而且这种增长方式会因为过分依赖国外市场来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而受制于人。

 

五、建设合理、公平的经济环境和改善不合理的税制才是根本出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炒楼?按郎咸平的说法,就是工商环境太差,搞生产、做生意不如炒楼,一部分资本从工商业中退出来,为了抵御通胀和实现保值增值,就转入楼市。如果对其粗暴地一概采取封堵的政策,这部分资金就有可能转至国外。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富而忧则移”,富人对国内环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会带着财富移民,反过来以外资的身份赚国内的钱,或者到境外投资。让这部分资金留在楼市里,也未尝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现在二手房的交易量略低于一手房的交易量,当二手房的交易量或者存量远远大于一手房的交易量时,政府无法再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来控制商品房的供给时,房价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能够在短期内改善工商环境,让一部分资金重新返回工商业当中,政府对房价的调控就不会这么吃力。

 

当然,象诸如物业税、遗产税这样的调节税种,最终是应该开征的。但是,一定要选好开征的时机,比如物业税或者房产消费税,宜在城市化进程的尾声。还有就是在开征的同时,必须梳理现今不合理的税制。

 

有统计显示,中国的名义税率在全世界排在第二位,但所提供的福利却处在中下游。在世界上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所得税比重均在40%以上,流转税所占比重在40%左右,尤其是在美国,所得税占到联邦税收的大头。而在中国,流转税与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7%和33%,流转税比重异乎寻常地大,不管企业赚不赚钱,政府先把税收先截留下来,市场环境一旦不甚理想,民间的投资欲望就会大降。尽管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7%,但并不是税率低,比如香港的个税税率仅为15%,而国内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是45%,之所以占的比重低,是由于大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低。

 

综观遭受世界金融海啸影响的这两年的税收状况,均以不寻常的速度增长。比如2008年的上半年,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增幅与2007年基本相当。下半年因出口增长大幅下滑,国内经济开始出现停滞,但全年税收总收入也完成了54219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18.8%。2009年再实行了诸多税收优惠之后,全国税收收入也完成63104亿元,比2008年增长9.1%,高于GDP的增长。从长期保持稳定和发展,使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角度,我国现在应该做的工作是减税而不是加税。

 

既然我们的为政方针是“执政为民”,就不应该碰到了问题,不从根本上去解决,而是草草了事,以加税这种极其简单的方式来敷衍全国人民对居住需求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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